有的传主冷若冰霜，想采访就已花尽所有运气；有的传主采访后往往就没有下文了。李辉老师曾与很多文化名人打交道，能否向他取一下经呢？
跟这些名家交往，首先你要熟悉他们的作品。比如我为了研究巴金，基本上是了他的作品。现在有的记者甚至都不清楚采访对象是谁就贸然前往，难免会吃闭门羹。起码也要翻一翻比较重要的几部作品，做到心中有数。
其次是以诚相待。名家往往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眼睛和心灵都是很和尖锐的，如果你不是求教于他们，或者有别的目的，关系难以长久维系。有人劝我说，黄苗子的书画这么好，你要来几幅，或者学几手出来卖钱多好。我肯定不会这么做。实际上，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，远远大于我的付出。
例如萧乾做过战地记者，又编副刊，写小说，还做翻译，《好兵帅克》《莎士比亚戏剧集》等都是他译的。他曾督促我，“你的英语不能丢，哪怕你不会说，但一定要翻译。”在他的下，我工作后，有20多年时间，每天中午都会抽一两个小时看英语，要不然我也写不了《封面中国》。
200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，我正在翻朋友送给我的一本关于美国《时代》封面人物的书，突然想统计一下中国人物有多少个，一边看一边用铅笔勾，发现一共有50多人次。我当时就很兴奋，心想如果把资料收齐，这不仅是一个美国刊物与中国20世纪历史之间的故事，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故事。
现在这一系列已经出了两册，第一册有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、阎锡山……讲述的是时代的中国。第二册叙述的是1946至1952年之间，从战后国共谈判到内战爆发；从联合国大会外交风云，到朝鲜战争战火再起……回想起来，如果当初没有萧乾的忠告，丢下了英语，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有趣的历史了。
在我低沉的时候，萧乾也很关心我，写了一封长信告诉我，一个人能不能在关键时候下来是最重要的。萧乾给我写过一百多封信，包括标点符号的问题，他都给我指出来，这对我来讲常难得的财富。
那时候我一天至少要写十几封信给作者。发表后，我会马上把给作者寄过去，之后也会跟他们保持书信联系。这样一来二去，所谓见字如面，我和这些名家也就成了朋友。在我眼中，他们都是“可爱”的。
例如黄永玉先生就非常“可爱”。别看这么大年纪，有一年他还早早提醒我，下周有欧冠足球决赛，半夜3点过来看球。他还是综艺节目《非诚勿扰》的粉丝，有时还会叫上我陪他一起看。
回想起来，不得不令人感叹，老一代人不仅学贯，又好。你只要关心他，帮助他，跟他聊天，他就很开心了。现在一些所谓的名咖，年轻人跟他们打交道确实困难了许多。
不过我也有“碰钉子”的时候。曾经有位记者要采访文物专家王世襄，是我引荐去的。没想到王世襄对稿子特别不满意，改得很多，还在电话里对我发火。我当时也是倔脾气，一年没有理他。后来他可能也觉得过意不去，打电话约我去吃饭。两个“可爱”的老头，又涛声依旧了。美女护士也疯狂